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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阿斯玛又沉默了。那种沉默不是在想措辞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听到电话那头有脚步声，大概是她走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她的肺，从中国回来之后就一直不太好。回到村里后，诊所的医生说最好去加德满都看专科。她去了，开了一堆更重的药。吃了好了一阵，但冬天一来，山上冷，她又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。阿妈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她被子上看到咳出来的血斑。但她从来没叫过疼。连我，她也不说。我每次去看她，她都坐在门廊上，膝盖上铺着那条织了一半的毯子。我问她疼不疼，她说没事。她从来都说没事。”

    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，低到几乎要被加德满都的背景音盖过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陪着她吗。不是因为她是我朋友。是因为她当年也帮过我。地震那年，我的孩子没了。我丈夫走了。我一个人在加德满都，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房子，没工作，连买一袋米的钱都没有。是尼玛把她的出租屋分了我一半。她自己那时候也在咳血，每天卖毯子回来，累得连话都不想说，还要给我煮茶。她说，阿斯玛，你住在这里，住到你想走为止。我住了半年。她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。她什么都没有向我要过。所以现在是我还她。夏尔巴人相信，欠了债要还。这辈子还不完，下辈子还要还。我欠她很多。我慢慢还。”

    陆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深蓝色的布面笔记本。窗外，嘉陵江的货船汽笛又响了。他低下头，把笔记本翻到中间那页——画着歪歪扭扭太阳的那页。下面是那句话：他的名字叫太阳。

    “她现在在哪里？”他的声音很低。

    “在村里。阿妈在照顾她。但阿妈老了，能做的只是陪着她。”阿斯玛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她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事。“她说不想去医院，说在医院里看不到山。她说她这辈子住够了看不到山的地方。每天下午太阳最好的时候，她会坐在门廊上，看着西边——对着中国方向。她织一块不大的毯子，织得很慢，拆了好几遍。她说要织一条经幡，不是普通毯子。她把它挂在村口的白塔上，最靠近天空的那一层。她说这样风念完经之后，念的经就会飘去你那边。你也许听不到。但你会被吹一下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她瘦得不成样子。但今天早上我给她梳头的时候，她还是笑。她的头发掉了很多，梳子上缠着一团一团的，她看着梳子说，阿斯玛，我是不是变丑了。我说没有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。她笑了。她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——那时候我们坐在河边，她说这辈子最想做的事，就是嫁给那个让她觉得山也在听她说话的人。她嫁了。只是不是在这里嫁的。”

    阿斯玛停下来，电话那头只有细微的电流声。陆云听到她在深呼吸，像是要把压在胸口的东西推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我们这里冬天冷得很快。她在拖时间。她在等你来。”

    电话断了。不是阿斯玛挂的，是信号——山里的信号本来就是这样，忽好忽坏，一阵风就能把信号吹断。陆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着那串国际号码，通话时长十一分二十秒。窗外，灰色天空压得很低。远处的长江大桥隐没在雾霾中，车流的灯光在灰暗中连成一条暗红色的虚线。嘉陵江上的货船拉响了汽笛，沉闷而悠长，像从江底浮上来的叹息。

    他摊开自己的左手。手心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还记得她在和平塔的月光下，用手指在他手心里画了一个圈。当时那个圈很轻，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。他记得她指尖的温度——刚从转经筒上拿下来，被铜筒的嗡鸣焐得微热。她沿着他掌心的纹路画了一个圈，然后说，这是太阳。我的名字。现在那个圈很重，重得像整座喜马拉雅都压在他手心上。他被这个不存在的圈压得喘不过气，但他不能松开手。他不能松开她给他画的太阳。

    明天，他要订最早的航班，飞往加德满都。明天，他要翻过那座山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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